揭秘已生男宝的备孕经验！

若物上请求的目的得不到实现，物权人还可提起诉权，通过法律强制力责令相对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实现对物之权利人的救济。

说是权利，言过其实，还因为现代的权利可以放弃。这个说法是节制的，其实也承认，在农耕中国，个别的，偶发的，非系统的不公一定存在，长期存在，值得认真对待。

上一节就提到，历代王朝往往会依据个人贤能向普通百姓分配荣誉和地位，旌表。2017年4月2日于北京大学法学院陈明楼 进入 朱苏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公民 家国 正义 。从功能上看，这就是对国人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最重要、最基本的保护之一。这类概括并非被指涉对象的自我感觉或自我定义。孔子的心也许是哇凉哇凉的。

旁人或后人会视这些普通村民为国人。五、作为村民 还必须考察普通百姓作为村落共同体的成员能从村落获得些什么，是否基本公平和合理。中国是一个资源匮乏和拥挤的社会，人们好比共存于一辆行驶的密闭电车中，相互之间的推搡、触碰都在所难免，因此权利的界定很难像西方那么绝对。

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情又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有不同的对待和特殊的考量。传统中国人的生活并不是法治秩序下的，而是礼治下具有伦理性、互助性和互惠性的生活。在这种大局尚难以预料的情况下，建设法治社会，当然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本文原载于《南风窗》2014年第25期。

过去几十年高速发展，城市化的成就尚且有限，中国到底能否走出一条如同欧美那样的城市化道路，基本消灭农村？这条道路需要多长时间？这些都是有所疑问的。大国的区域不平衡、城乡问题、内地与边疆问题都会加剧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难度。

在拥挤社会中，清晰地界定权利未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主张权利也可能是既不利人也不利己的事情。按照日本学者滋贺秀三的说法，传统中国人的诉讼所要维持的是一种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同西方人相比，古代中国人不把争议的标的孤立起来看，而将对立的双方，甚至周围的人的社会关系加以总体全面的考察。法治需要统一性和普适性，而大国本身却包含着多样性、复杂性。今天，尽管情况发生了变化，但拥挤社会的特征并没有完全消失，甚至在新的层面强化了。

通常人们认为，只要明确界定权利，权利人就可以充分利用资源，资源因此可以转移到价值更高的用途上，社会效率因此会大大提高。考虑到现实中的社会流动性，富不过三代，今天对手的处境可能就是明天子孙的处境，这样的社会难免流行忍让的伦理，因为今天对别人的忍让，可能就是在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积阴功。例如，从乡村向城市、从封闭性向开放性的变迁，意味着地方性的规则、风俗、习惯甚至语言等都会逐渐瓦解甚至消失，人们会从各种地方性的约束中逐渐解放出来，直接面对全国性规则的规制，地方社会因此会逐渐被纳入全国统一法治进程中。例如，实行统一司法考试后，优秀与合格的法律人在东部城市扎堆，而中西部中小城市奇缺，一些县城里甚至仅有不到两位的合格法律人。

合格法律人的缺乏，已经成为制约不同区域法治协调发展的不利因素，给中西部的法治建设带来了很多困难，很可能成为中国法治统一推进的阻碍因素。中国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良好，前景也是非常乐观的，但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会在什么水平和高度上形成较为均衡、稳定的状态，这取决于很多因素，而且不限于国内因素。

将法治作为我国的治国基本方略，这有着重大意义。要么中央管得太多，社会缺乏活力，地方领导人的智慧和创新精神也受到压抑。

一方面，法治建设要求有统一的规则之治，祛除主观性和随意性。因此，大国的法治需要考量地方性的问题。能否有效应对法治统一性与边疆地区特殊性之间的矛盾，则体现了国家能力的实况。在这样的社会中，强势地位具有相当的脆弱性，于是人们不但要为自己的今天着想，还会为子孙的明天着想。转型与法治 中国是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大国，转型期法治与常规法治很难同日而语。13亿人的现代化及与之相关的社会转型发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中国数十年的社会转型，大约相当于欧美两三百年的转型力度，而且中国的人口比欧美发达国家的总和还要多。

如果我们对转型后的社会状态都难以完全确定，那就难以建立明确而符合社会需求的法治。正在这个意义上，建设法治社会的难度，甚至比建设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更大。

这些方面的变迁和转型都对法治建设提出了要求。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社会转型期又有其独特性和不确定性，这些问题是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中找不到的。

然而，中国的经济基础转型的不确定性，使得法治安排的不确定性更大。在拥挤的社会中，权利往往具有模糊性，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存在模糊地带，难以将它们截然分开。

在这种挑战面前，法治理想和现实国情也会有所冲突。一切有法治和法律意义的行为，既发生在日常生活中，同时又扎根在古老文明的背景中。边疆地区处于多民族杂居的社会状态，在社会文化方面呈现出多样性和混杂性，民族文化与国家法治有着非常复杂的交互作用。例如，欧美发达国家近代以来基本上都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然后进入全球化的历程，其法治发展与此过程相对应，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制度。

也就是说，转型完成后的社会状态，不仅仅由中国自身决定。目前，城乡差别、东中西部的差距，已经成为困扰法治建设的重要难题。

于是导致权利和控制过于零散，难以实现有效整合的结果，资源因此被闲置或使用不足，出现所谓的反公地悲剧。中国今天所经历的社会转型，在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等多个层面上，都是西方发达国家所曾经历过的，因此西方的经验可供借鉴。

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大国，这决定了中国的法治建设很难仅仅照搬西方国家的成熟经验，而必须面对自身独特的问题。由于合格法律人的缺乏，一线司法人员专业素养不够，其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缺乏，这使得保障司法权独立行使缺乏社会环境和人员基础。

因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不同区域在法治进程中在相同时段面临的问题有很大相同，例如目前东中部大城市的法院普遍面临案多人少的压力，但在中西部的基层法院里，这一问题并不突出，相反，与10年前相比，人多的问题依然突出，尤其是专业素养低、不从事专业审判的人仍然多。还可以指社会形态的变迁，既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从农业向工业、从乡村向城市、从封闭性向开放性的变迁。国家虽然有不断的政策倾斜，但情况仍然不乐观。因此，转型的法治目标可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

在村庄内部，人们互相之间就不能事事为自己争取权利，为权利而斗争，说起来振奋人心，但为了争权利而伤了感情，人们可能就难以在公共事务达成合作了。进入 陈柏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 。

这些问题的实质，就是国家规模与法治统一性之间的关系。中国正走向丰裕社会，但相对于巨量人口而言，各种资源仍然十分紧张，社会仍然显得很拥挤，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模式很难完全西方化。

【摘要】法治需要统一性和普适性，而大国本身却包含着多样性、复杂性。不同的民族、宗教背景和风俗习惯，使得法治在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时必然遇到当地特有的问题。